如果从南巡之后到现在的话，单独计算供需问题产生的危机总共有三次吧。

一、1998年供给侧危机和改革

1998的改革的前因来自1992年领导人南巡讲话后全国迎来投资热潮，产能快速扩张，尤其是纺织行业，彼时流传有八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传闻，纺织行业具有吸纳就业多的特征，同时服饰产品是商贸交易，尤其是国际商贸中流通性很强的商品，收到了极大的追捧和投资。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存在大量重复建设和低效产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计划产能扩张都有对应的计划需求指引，但是切换到市场经济时，人们缺乏对于产能和需求方面的认知经验，到90年代中期，纺织业已连续多年亏损，1996年亏损额居全国国有工业首位，亏损面达42%。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出口量快速下滑，进一步催化了这场危机。国内经济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投资疲弱，内需乏力(通缩、内需乏力、投资疲软的特征在2025年有颇多相似之处）；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尤其以纺织业为重灾区。由于借贷投资的富裕产能甚至威胁到了金融系统安全。1998年前，中国纺织行业开工率一度低于60%，部分产品库存超过一年仍卖不出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大量依赖财政补贴与政策性信贷支持维持“僵而不死”。（这一点2025年的今天同样如此，大量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依托政策性贷款死而不僵）

1998年《国务院关于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通知》中明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推进方式：在去产能方面，财政支持淘汰落后产能，通过财政补贴拉动压缩产量；提高银行呆坏帐准备金核销规模（同时为了处理由于企业扩产和后期倒闭产生的海量银行系统不良资产以及加入WTO谈判，在1999年成立了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三年间共淘汰落后棉纺锭1000万枚，分流职工120万人，中央财政为此投入30亿元补贴。纺织业的产能调整经验也推广拓展到了煤炭、制糖等行业进行了产能调整。去产能取得显著效果，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减少，国有企业从1996年的11.38万家下降至1998年的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整体亏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升，以1997年底的企业数为准，到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到2001年，物价水平重新恢复稳中有升，相关行业亏损面显著减小。同时本轮改革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1996-19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盲目扩产的的代价和很大一部分由下岗人员承担。

河南省会郑州的国棉厂系统破产就是这次供给侧改革的代表，其破产始于1998年，以国棉二厂为开端，持续至2000年代初（相信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大关停是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产能，但是事实来看这产能正在破坏经济），总之，中华大地上麦子熟了几千次，产能过剩第一次。

二、2015年供需危机和供给侧改革

2015年供给侧改革的代价是配套的货币化棚户区改造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泡沫，成功的透支了一代人的消费潜力和信心，将本来应该细水长流地产政府收入一次性收完。成果是维持了部分工业产能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缔造了前疫情时代的经济“新常态”下的稳健型“繁荣”。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每次“繁荣”都是下次危机的伏笔，这或许也是黄炎培提出的历史治乱兴衰规律的体现。2015年的供给侧改革背景是加入WTO后，2002-2012这黄金10年间，中国工业高速发展，但产能过剩暗流涌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五大行业产能过剩，地方政绩“以GDP论英雄”现象进一步扩大化，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钢铁行业2014年产能利用率仅为70.69%，大量设备闲置；企业杠杆率高企，金融风险不断上升，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信贷不断扩张，企业利润下降但贷款不断增加，形成“高杠杆+低效率”陷阱。

实体行业的利润稀薄后，大量资金奔向股市，结果2015年大股灾后，中国经济增速25年来首次跌破7%，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尤其是钢铁、煤炭等行业出现大量闲置产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32个月负增长，企业为争夺订单不断压价，导致行业整体亏损。

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主要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一是行政手段施压，制定明确的产能压减目标，以行政手段带动经济手段推进去杠杆、去产能；二是发挥国企带头作用，国企作为产能过剩的主要主体，推进产能压减的目标；三是出台配套稳定政策，地方政府推出一揽子政策，解决安置职工、财税补贴、债务处置等问题；四是大力推动企业市场化，推进“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五是匹配需求端政策，坚持去产能、去杠杆与房地产去库存、货币政策宽松并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牵引保障地方财政稳定。

上述五大政策中，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第五项，在需求端通过货币化棚户区改革拉人为拉高房地产需求，提高了以钢筋水泥为代表的工业品价格，并且土地使用权价格上涨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有资金安排去产能后的失业人员，这在当时虽然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无疑埋下了一颗对后人智慧超级考验的巨雷。

从2016年开始，以煤炭钢铁行业为代表，开始推行供应侧改革，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具体包括淘汰落后产能、276个工作日制度、严禁新增产能等手段以及开发布局向西部转移、发展大型现代化煤矿等方式，实现了煤炭钢铁行业的去产能。同时加之环保政策的政治正确，严格限制企业的产能扩张(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意思是通过环保限制工矿、化学、能源类企业的富裕产能，最终帮助经济发展走向正轨实现金山银山）。

其实虽然第二次供给侧改革正式开始在2015年之后，但是其实在更早之前已经在局部产业开始了，尤其是钢铁业，当时还暴出经典名场面，马科长的“钢铁我们历史的发展比较长”这样的名场面。

供应侧改革效果也非常卓著，钢铁产能利用率从2015年的67%升至2020年的80%；煤炭建成82处千万吨级矿井，先进产能占比超70%。企业数量大幅减少：钢铁企业减少44%，煤矿数量从1万处降至4200处。行业盈利也明显修复，2017年煤炭PPI同比转正，钢铁企业利润从2015年的全行业亏损到2020年利润总额超3000亿元。

从企业角度来看，国企中的以化工能源为主营业务的中国神华无疑是代表，其股价在2015年的大股灾后跌到最低5.04元，经过供给侧改革后其业绩开始长红，股价也一路走高最高在2024年底达到45.24元。民企当中的天瑞水泥同样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其吃到了去产能后水泥建材价格上涨的红利，在17-20年的数年间股价翻了5倍。

三、2023年到现在的产能过剩危机

后疫情时代中国再次碰到了产能过剩、内需不振的危机，内需不振的直接原因是三年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而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在疫情初期，得益于中国严格的控制政策，中国的生产活动最早复工，同时外国的产能企业仍在停滞生产中，这导致2020年下半年后外国对中国的产能需求快速扩大，同时面对外国巨大的需求增长，中国生产企业快速扩产，全然没有考虑到外国疫情稳定后，生产企业复工后的富裕产能问题。在2020-2021年期间，中国产能快速扩张，以厨房家电和个人护理用品为例，据上海证券的信息，2020–2021年出口暴增30%以上，2022年后订单下滑，但此时扩张的产品线刚刚部署完成。疫情期间的“抢出口”并非真实需求增长，而是全球供应链错配下的短期窗口。中国企业误判趋势、过度扩张，加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后，关税问题逐渐影响出口，导致多行业在2023–2024年集中暴露产能过剩，成为当前“内卷式竞争”与利润率下滑的重要根源。

除了境外原因外，内生性原因同样占据很大一部分，由于2015年货币化棚户区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金融能力大大增强，并形成了投资驱动这一新的政绩比拼模式，招商引资，然后政府通过协调金融平台来为亏损的产能企业输血，让部分竞争力不强的、亏损的企业长期产生了大量富裕产能。

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在“改革闯将”思维带领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协调和联动，在先期的“政绩锦标赛”中以吸引本地投资、扩大本地产能、发展本地经济等为单一导向，即使本地生产者经营效率低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本地经济相对稳定，仍以保护性措施为主，退出机制和疏导机制不够完善。研究表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越多，地方的产能利用率显著越低。同时在政绩焦虑下，即使是部分具备增长潜力的朝阳产业仍然得到了超量的投资、包括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电化学储能设备、光伏发电设备、化合物半导体、算力中心等等，为了争夺短时间内有效的订单、各个大型企业备靠背后的平台资源进行补贴大战，疯狂进行价格内卷。诸如背靠合肥国资的蔚来汽车，从2020年以来合肥国资委通过股权、牵头银团贷款以及研发费用补贴、固定资产投资补助等各类形式提供200亿级别的补助。

而光伏产业更是价格内卷，补助续命的重点区域，在2022-2024三个财年，晶科能源、TCL中环、隆基绿能、晶澳科技、天合光能、特变电工、东方日升、阿特斯、通威股份和协鑫集成等十大光伏企业累计获得政府补助148.51亿元。其中，晶科能源过往三年合计获得政府补助52.49亿元，居光伏行业第一；其同期累计实现净利润105.27亿元。政府补助在净利润中占比49.86%。

即使在最火的AI智能计算行业同样有闲置的产能，根据虎嗅网的报道，2024年，中国新建成了200多个智算中心，点亮率却不足20%。前不久互联网上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甚至直言：智算中心太“多”，大模型不够用了。钛媒体APP则报道2024年上半年国内已上线智算中心17亿卡时，使用5.6亿卡时，利用率32%

在电化学储能领域，产能增长的速度有多快呢？在《“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中，核心量化目标是到2025年，全国新型储能（以电化学储能为主）累计装机规模达30GW以上，实际上截至2024年底，中国电化学（化学）储能累计装机就达到73.76GW，单独在2024年新增就超过30GW以上。可见产能爆发的领域，远超规划。

曾经风靡的锂电锂矿行业同样如此，作为锂业双雄，天齐锂业发布的2025半年报预期为上半年盈利0到1.5亿元， 赣锋则预期同期亏损3亿到5.5亿元。为了保护企业的利润，控制产能，锂矿重要城市宜春市在近期开始管制锂矿石开采，颁布采矿证制度。同时，藏格矿业突然发布公告：收到青海自然资源管理局的通知，立即停止锂矿资源的开发，等待手续合规后，才能继续生产。一切都表面，锂矿行业逐渐开始通过行政方式来闲置产能。这些消息曝光后，7月17日，锂矿行业突然大涨，碳酸锂期货瞬间拉了5%，锂矿公司盐湖股份、天齐锂业、赣锋锂业、永兴材料也跟着上涨。

总之，在各个产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加之外国2022年疫情稳定后的外需变小情况下，近几年来的PPI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2021年下半年达到巅峰，然后陷入了连续的下跌和阴霾。

面对这些情况，政策决定者已经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各种渠道来释放试图进行新一轮产能调整的可能性。

和2015年的供给侧改革一样，除了限产之外，还有一个拉需求的配套政策，比如2015年的货币化棚户区改革，在这次当中最大的单个工程可能就是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工程为代表的新能源系统工程，该工程预计投资1.2万亿，从产能需求端考量，一方面可以帮助钢铁水泥产业提供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为电气装备产业提供需求。据中国银河证券研究的数据，2025年水泥年产量预计为17亿吨，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混凝土坝体就需要砂石骨料1.5亿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需求，工程完工的各类材料和装备可以为上下游行业提供重要的产能释放口。除了该项目外，近期的国家基建重点投放在内河航运上，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上下游产业提供可观的产能释放，从河南到广西，运河工程正在成为数个省内的重点工程，新任河南省委书记通过在广西任职时的运河工程的政绩得到提拔已经是中央决策者释放的重要信号。

供给侧调整会顺利吗？

现在仍然是各个行业出台指导意见，诸如光伏产业指导价格和产能，汽车行业账款拖欠周期，水泥产业协会出具指导意见等，除了锂矿石行业的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方式明确限制开发外，其它产业并无强效的行政措施，更多是行业协会出具“意见”的方式来号召。但是尚未出台整体的涉及经济运行整体运行层次的类似2015年明确提出供给侧改革这样高度的政策，或许这种级别的决策还在酝酿中。

从优势来看，第三次供给侧改革的最大优势是政策推动的阻力相对较小，和更多人呼吁的房地产税、遗产税、资产离境税等资产税立法来调解国民收入分配方式等激进的方式相比，第三次供给侧改革相对温和，阻力较小，推动的可能性较大。考虑到部分官僚的保守思维，学习美国进行全民补贴，直接全民打钱来拉高消费需求，消化产能的可能性也较低，毕竟这片土壤上，将白花花的银子发到老百姓的手上是造孽的思维在很多中高层当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思维，认为这样会激发人的懒惰，不利于奋斗，当然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国人太能奋斗了。当前制度下，供给侧改革已经是稳定制度下的动作可以做到最大力度调整方式的最优解了，随不能根治经济问题，但是大幅度缓解还是有希望的。

从不利角度来看，最大困难在于：“所有企业都知道周期规律后，所有人都会死撑。即使是部分不合适保留的低效企业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成为不被打掉的产能。”因为前两次的实践表明，只要活到调整结束，等待幸存者的是富得流油，赚的盆满钵满。这一点02-12年的经济腾飞，15-19年的建材和能源企业的起飞都已经说明了一切。并且即使是落后的产能企业，也和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会绑架挟持当地政府，以城商行为代表的地方金融系统等等，不耗尽最后一滴流动性，誓死不关门走人。连万科这样即使全部开发项目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仍然不足以覆盖负债的实质性破产的僵尸企业仍然能获得深圳国资委的持续性输血，更何况其它明显比万科优质的多的产能企业，其只会更加被扶持。

房地产这也的黄昏产业尚且被救，那么此次去产能中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光伏等发展较快、民营企业主导的新兴行业不是更会被救吗？有人说房地产企业绑架了金融系统，难道光伏产业、锂电产业就没有绑架地方政府和地方金融系统吗？并且救这些产业作为前几年中一直被宣传的高薪技术产业，确实有一定技术含量，并且可以吸纳一些技术人才返乡就业等，在道德上也更会被本地群众所支持。并且这些过剩产业虽然在投资眼中是红海市场，不值得投资，但是之前都是各地政府争相抢着招商引资的优质项目，尤其对于一些中小城市，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在当年而言就是重大的政绩了，现在要去除落后产能，难度更大。

并且这些产业中，多数是民营企业，和前两次的国企去产能可以靠行政命令等方式不同，截止目前的政策来看，新一轮“反内卷”、“去产能”主要由行业协会牵头，政府起支持作用。在政府带头守法的基础上，干涉企业内部运营是较为困难的。和此前的去产能目标为传统产业不同，传统产业基本都存在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处理起来也更有理有据，基本上，环保这一关就可以卡死这些项目，但现在过剩的几个行业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政策端很难利用环保手段对它们进行限制。之前去产能中，以国有企业为主，尤其是钢铁和煤炭行业，不论是进行产能的关停还是合并，无非是国资的利益转移而已，去产能难度比较小，加上可以利用环保政策进行卡位配合。

但这一次，几个行业的主体都是民营企业，当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比较成熟，在强调做强做大民营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即使要进行去产能，也只能是市场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这不仅会让去产能的成本大大提升（这一点很影响决策层），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最后，之前无论是纺织业还是钢铁，都主要面向2B行业，产品同质化也非常严重，企业之间的差距很容易分辨，有利于根据一些相关指标快速进行产能关闭，但这一轮过剩，产品之间的差异度比较大，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加上技术含量更高、更复杂，很难自上而下进行技术路径优劣的排序，去产能的难度大大提升。

总之，对于各个企业而言，不管效率低下，不管法术高低，不到水漫金山是结对不会轻易投子认输的，以光伏产业的全行业依靠输血存活为例，死撑到最后可能是大概率的。即使通过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方式来分配各个行业各个巨头企业的产能，同样会存在表面维持，背后偷偷扩产或者维持产能的方式，企业之间的互信是很低的。

其实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矛盾之一就在于央地矛盾能不能化解，央地矛盾的核心在于各地发展权的均衡问题能不能化解，这可以说是最为考验决策者、执政者的能力的核心问题了。毕竟凭什么，某些赚钱的企业在某些地方，创造税收，带动就业，帮助主政官员提拔，而某些地方只能被吸血呢？

跳出历史规律之问？

20世纪末，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在泡沫恢复期，日本政府多次动用大规模财政刺激与宽松货币政策，试图通过需求侧提振经济增长。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实现了一定效果，防止了日本经济进一步坍塌。然而，由于供给侧改革的力度不足、效果有限，结构性扭曲和产能资源错配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政策刺激传导机制持续失灵，经济始终未能走出低迷。受巨大的泡沫破裂影响，叠加少子化、老龄化的环境因素，日本需求侧快速衰退，大量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带来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但日本政府为维护短期经济与金融稳定，未能及时出清效率低下、偿债能力不足的“僵尸企业”，未采取债务重组、失业保障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反而鼓励银行“滚动续贷”、延缓不良贷款认定，错失了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窗口。这种做法不仅使企业部门杠杆率长期处于高位，也削弱了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外，日本财团长期掌控日本政商界，供给侧改革始终未能引入有效竞争，彻底打破其垄断地位，生产效率始终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作者：化他自在    来源：知乎